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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知幾以前，不少史家对史书的事、文、义、体分别有过一些论述，也有许多真知灼见，而刘知幾超出前人之处，一是明确地提出了才、学、识这3个史学理论范畴；二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的联系；三是把才、学、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确定为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刘知幾本人并未明言《史通》与“史才三长”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通观《史通》全书，它的大部分篇目所论，都可以按照才、学、识这3个范畴去划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史通》一书也可以看作是关于评论史家素养的著作。
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论，把史家素养问题提到了更加自觉的理论认识高度，对促进史家自身修养和史学进步都有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影响所及则又超出史学范围，清代诗歌评论家袁枚认为：“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62]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其中不少篇目论及“史才三长”，而以《史德》篇最为精到，从而发展了刘知幾关于史家素养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