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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关于矿务章程。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过程中逐渐染指中国的路矿利权。1898年，清廷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并颁布《矿务铁路公共章程》。该章程虽然有限制西方列强掠夺中国路矿利权的意图，但事实上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效应。庚子事变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路矿利权的掠夺更加猖獗。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制定矿律为当务之急。新政时期，清政府先后颁布了《筹办矿务章程》(1902）、《矿务暂行章程》(1904）、《钦定大清矿务章程》(1907）、《大清矿务章程》（1910）等几部矿务法规。矿产是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自然资源。在晚清时期西方列强肆意侵犯中国主权、以强权为护符大肆掠夺中国利权的特殊背景下，矿律或矿务章程的制定既是维护矿产业自身有序发展的需要与保证，也有抵制列强侵略以保护中国利权的意味。
关于铁路政策。铁路的出现是近代交通史上重大变革的结果。清政府为修造铁路和加强铁路的经营管理而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其中有矿务铁路总局颁布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1898），也有商部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1903）、《路务议员办事章程》（1905），还有邮传部颁布的《铁路免价减价章程》(1907）、《路员养老章程》、《铁路雇佣洋员合同格式》、《铁路员司工役服色章程》、《出差给费章程》、《铁路毕业生见习规则》、《铁路地亩纳税章程》、《陆路海军铁路运输详细章程》等。这些规章的制定与颁布，对中国铁路建设与管理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晚清中国，铁路与矿产有着相似的命运，都是西方列强借以掠夺利权的对象。在列强猖狂掠夺铁路利权的形势下，清政府为了加强对铁路的修造与经营管理方面的控制，也曾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无论是矿务铁路总局时期，还是商部与邮传部时期，都曾试图鼓励商办铁路，或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政策，但都由于政府财政困难与华商资本弱小，而不得不走上借洋债造路的道路。例如，卢汉铁路干线工程启动之初本来拟由商办，但华商资本实在无力承担。“铁路未成之先，华商断无数千万之巨股。惟有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洋债之一策。”粤汉铁路在费尽周折从美国人手中赎回路权后，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官商决计自筹资金，自己修造，结果却是力不从心，因资金难筹而又不得不再举外债。“时阅数年，筹拨官款为数甚微，招集民股亦仅百数十万元，毫不济事。诚以中国财源枯竭，商力未充，欲成此纵横两大干路工程（粤汉与川汉），舍借款无速能兴修之方。”借债造路自然涉及到路权保障问题，在那弱肉强食的时代，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并不能为此提供切实的保证。因此，借债造路确实难免路权与利益的损失。事实上，清政府就是被因借债造路而引发的保路运动为导火线的辛亥革命推翻的。虽然清政府走上借债造路的道路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但其如此尴尬的抉择终究也只能是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