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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陈述原则时，我想表明——有意地重复——当我提及一个普遍的结论时，我不坚持认为它的主项必须标明一个被指称或充分确认的属性。普遍的结论必须是一种“全称的”结论或类似的结论，但它的主项也可能含有由“一些”这类词所限定的一种或多种变化。一个人经常有理由背离他的承诺，更详细地确认他的普遍结论的主项；但是，如前所示，原则使他可以选择在宽泛的意义上怎么去行动。
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原则要限制（以黑尔的方式）在非个别的属性和非个别的普遍结论。限制是为了赋予原则以一种必要的威力，同时不损害它显见的合理性。人们有时会怀疑这一目的能否充分实现；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限制是朝正确的方向上进了一大步，至少就此而言，我将努力为之辩护。出于这种考虑，让我们回到上述第二个例子。
假设某个人，一开始便作出一个判断：“珍妮应该得到养老金”，接着他又说：“珍妮是罗宾森的孩子，罗宾森的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养老金。”既然这个人的言说包含了一个普遍结论，我们再提醒他信服于一个普遍结论似乎就是多余的了。但这种提醒并非不合时宜。我们会觉得，他的最初判断带有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比他迄今所知道的任何承诺都要强烈——对一个非个别的普遍结论的承诺而不是对一个（如他的）个别的结论的承诺。他不过是从他为珍妮要求特权到为她父母的所有的孩子要求特权，我们希望有另一个更普遍的结论，作用于后一种要求。认识到这点，这个人会接着说：“珍妮的父亲是在为国家的战斗中受伤致残的，所有这样的人的孩子都应该得到养老金。”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不会怀疑，说话的人是在考虑他的“真正”的承诺。当然，我们可能或不能同意后一种结论，而这个人的最初判断并不能使他作出这样的普遍结论。但是，我们可能会认为，说话的人信诺某个或别个非个别的普遍结论，而任何对此没有过多要求的原则必然是孱弱的。我说的仅仅是我们可能会认为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倾向不应被轻易放置一边。